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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底线是良知 (2000字)

投稿:二十五弦 时间:1年前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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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不越货,越货不杀人,盗之有道,盗之底线也。高衙内夺林娘子不成,置其死地,尚要害林冲于绝境,刺配沧州,枷锁押解,幸有鲁智深野猪林相救,才得以保全性命,看守天王堂草料场时,又遭高俅心腹陆谦放火暗算。官人之无底线,久矣。官人底线不存,民间社会必乱,官逼民反,揭竿而起。林冲由一安分守己的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落草为寇,只一寇也,梁山地狭,难容万民,万民遂居家为寇,天下蜩螗鼎沸,国将不国,社稷岌岌矣。

  一向避谈政治的金庸,近来也按捺不住发话了:“今天的中国,有的人很有权力,有的人很有财富,有的人很有知识,有的人很有名气。可他们普遍都没有一样东西——良知。因此,当官的鱼肉百姓,有钱的为富不仁,有知识的助纣为虐,有名气的麻木不仁。活生生使这个社会堕落成非人的人间。纵使你拥有的再多,你依然只能算衣食无忧的穷人。”类似的观点,甘地以另外的视角也表达了出来,他将“无原则的政治,无创造的财富,无良知的享乐,无品德的知识,无道德的商业,无人性的科学,无献祭的崇拜”等等的无良行为,归纳为社会罪恶之源。

  良知丧失,做人的底线也就丧失了。巴金回忆“文革”:“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当年湖北省委召开“文革”积极分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高声呵道:“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这般毫无人性的论调,其实当时并不孤立,自上而下、从南到北皆如此。人们以为,自己身受的罪苦多来自于身边:我们被信任,又败坏了这种信任;我们信任了他人,又为他人伤害。然大风起于萍末,身边的事,根源还在上层,民间的事,根源还在朝廷。

  “文革”前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着自己的白发慷慨陈词:“我们等打仗等的头发都白了,这仗怎么还打不起来啊?趁着我们这帮老家伙还在,先打,打完了我们再建设。”国人闻之亲切真挚,宝刀不老,民可安睡矣,而外国记者皆愕然。《赫鲁晓夫回忆录》载:1957年苏联国际共产党会议,毛泽东发言道:“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我们,我现在6亿人,即使损失3亿又怎么样!若干年后培育出新人,人口就得到恢复。”会场上如坟墓般沉默。捷克总统问:“毛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3亿。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文革”中的江青于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我念一下,这个我们的主席当场驳了他这以后,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4.6万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百倍。”这样的话是有传承的,据普列汉诺夫回忆,一次跟列宁谈论法国大革命,列宁认为“雅各宾党共和国之所以垮台,是因为斩首砍掉的脑袋太少了”。当时普以为是列宁的玩笑话。后来夺权后,列宁果真带领契卡(肃反委员会)大开杀戒。“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有人估算有两千万,有人说不止。1980年,邓小平回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便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纵使没有了良知,还有法律的矫正,然此时,法律也缺席表决。1961年秦皇岛座谈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他还说:“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陈云也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见《同舟共进》2003年第2期)法律的基础是宪法,即法律的底线是宪法。孟锦云《走进毛泽东最后岁月》讲述的一个故事很是耐人寻味,当年毛泽东曾和他谈论与江青离婚事,毛曰:“孟夫子,你是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这是对法律的温和解答,此温和是由于谈话的人,而非对待法律的态度。毛对自己身边的下人,即所谓的工作人员一向和蔼宽容,这与对待同事判若冰炭,差过云泥。《林彪日记》记录过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对待身边赫鲁晓夫的态度,实则也对待宪法法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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