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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让我们有高的素养，良知让我们走对的方向。因此，良知才是我们的指明灯。
良知优秀作文：高学历地野蛮人
文化是一个能够激发我们感情的崇高东西，它和知识是不一样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富有激情、情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和诗意的眼光。
可是今天，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我们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是冷冰冰的。
当知识不成体系时，它是无用的，只是碎片。曾有一家报社搞国学知识竞赛，找了一批专家出了一套国学题目。题目出完后，编辑想让我审一下。我看了五分钟，对它的判断就是六个字：无趣、无聊、无用。
比如有一道题目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宦官是可以娶妻的?这是非常严肃的知识。如果你专门研究宦官，把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都搞明白，你将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专家。可是假如你的主要精力不在此，这样的知识碎片，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有一道题目：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如果你能把它变成系统的知识进行分析研究，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如一个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和目标，他只知道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对他不仅没用，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他的结论就一句话：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正在收听一档知识竞赛节目。节目中，主持人放了五个音乐片段，每个片段几秒钟，随后提问：这五个音乐片段，有两个片段属于同一首歌，你们谁知道?一个小伙子抢答说他知道，并且回答正确。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其中有两首歌出自同一张音乐专辑，你知道吗?这时我紧张了，我怕他知道。他不知道，说明他还是正常人，如果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废了。但是没想到他真知道。
孔子的学生子夏早就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即使是胡萝卜什么时候传入中国这样的知识，你可以拿来吹吹牛，但如果你老是把认知集中在这种信息上，你的一生肯定不会有什么成就。你用琐碎的知识把人生变成了碎片，所以君子不为。
在人生知识的考场上，谁能站到最后?我今天跟大家打个赌，我可以出一套100分的知识类题目，每道都有标准答案，但我能让所有人都得零分。反过来，你们也可以给我出100分的知识类题目，让我一分都得不到。
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出过一道题，老师对学生提一个要求：“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我回答不出来，第二是你必须要有标准答案。”很多人说这个题目太雷人了，可我就觉得出得很好。因为它告诉我们，在知识的考场上，没有人可以站到最后。有一个聪明的学生马上问：“老师，你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
如果要算知识的总量，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人，你们的知识总量都超过孔子。比如说，我可以出计算机、物理、英语、数学之类的题目，孔子肯定答不过你们。
但我们就比孔子的境界高吗?这就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决定孔子境界的不是知识的总量，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孔子自己早就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有知识吗?不，没有。苏格拉底也曾经说：“我比别人多知道的那一点，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他们说这些不是谦虚，只不过说出了一种真相。面对世界的无限，我们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
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位父亲发现15岁的女儿不在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兰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身上刺了各种花纹，只有42岁，并不老，对不对?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去，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可是我并不介意。我们将会种植大麻，除了自己抽，还可以卖给朋友。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里，也希望医学技术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这样兰迪的艾滋病可以治好。”
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崩溃了。然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一句话：“未完，请看背面。”
背面是这样写的：“爸爸，那一页所说的都不是真的。真相是我在隔壁同学家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你打开后签上字。我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有比试卷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安全回家了。”
这封信说明，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甚至不止一次犯错，一辈子犯错，我们到老了都是无知的。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能犯一次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所以，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是做人要有良知，要有价值判断力，这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做到的。
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要告诉大家，良知才是方向。
良知优秀作文：德国的良知与救赎
德国人对战争、对历史的反思真正触及了民族的灵魂。
1970年12月7日，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做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颇为震惊且难以忘怀的举动：正在波兰进行国事访问的勃兰特，在向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突然双膝下跪，为在二战中死于纳粹德国屠刀下的无数死难者默哀。
按照勃兰特的说法，在死去的千万灵魂面前，“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
“勃兰特应该下跪吗?”德国《明镜》周刊随即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德国受访者认为勃兰特的这一举动过度了，11%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41%的人认为是合适的。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了德国民众的意见分歧。
从二战结束到“华沙之跪”，德国的“去纳粹化”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
但40多年后的今天，德国社会对战争、对历史的态度不再纠结，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已真正融入欧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力量。
这背后，有政界对纳粹大屠杀的深入反省，有学界对民族良心的持续拷问，也有普通民众对历史罪行的激烈批判。
不久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期间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说，“正视历史”和“宽容态度”是修复国家关系的正解。她指出，德国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被国际社会接受，正是由于德国能正视历史。
盟军主导“去纳粹化”
1945年春，德国战败。当时的德国，经济与交通网络陷于瘫痪，大多数青壮年男性公民身处战俘营中，城市人口处于饥饿之中，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处处断瓦残垣。这是“五世纪罗马陷落时的场景”，史学家曾如此作比。
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在《驱逐希特勒》一书中记述，盟军在进占各个城市时，时刻提防着狂热纳粹分子的反扑与抵抗。盟军军事行动的目标十分明确，即在占领后构建一个“没有纳粹”的德国。
实际上，在当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领袖就已商定，摧毁所有与纳粹有关联的机构、组织、法律，去除纳粹对德国人生活的影响。一份决议中写道：“所有参与过纳粹活动的(纳粹)党员……不得担任公职或半公职岗位，不能在重要的私营部门任职。”
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自杀身亡。1945年5月8日，他通过遗嘱指定的帝国总统卡尔·邓尼茨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随后，从柏林至每一个村镇，盟军都建立新机构取代了纳粹德国的管理机构。
在英、美、法占领区内，德国公民须填写详细的问询表，说明个人战时经历，由评判员裁定是否有罪。在苏联占领区内，不少与纳粹有关联的公务员、教师或律师都被清算，甚至被没收了个人财产。
战后三年内，盟军瓦解了主导德国军国主义的容克军事贵族阶层，将大批纳粹党员投入监狱。至1948年，盟军才将“去纳粹化”的任务逐步转交给德国战后政府。
反思的局限与“宽恕”
1945年8月8日，美、苏、英、法四国在伦敦正式签署控诉和惩罚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议，依据《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盟军在纽伦堡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被控犯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以及反人类罪的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审判。
不过，战后初期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成功，一些民众回避纳粹历史，甚至反对“去纳粹化”，并要求赦免部分纳粹罪犯。在纽伦堡审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但只有486例被执行。
一些德国人甚至认为纽伦堡审判有“成王败寇”的意味，反对纽伦堡审判揭露纳粹罪行。德国精英阶层则在一段时间内对希特勒的暴虐持保留态度。
泰勒在《驱逐希特勒》一书中分析，德国自1871年统一为德意志帝国后开始“权力集中”，全民整齐划一、讲求秩序，不少德国人相信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是保持德国团结的基础，并认为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经济萧条。这也让德国民众对纳粹党带来的短暂秩序抱有同情，同时希望在二战结束后再次建立秩序。
当时，德国社会对二战的反思还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范围内。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的首要着眼点，并不是彻底清算纳粹帝国历史和赎罪反省，而是在饱经创伤、满目疮痍的德国土地上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
除本国人包庇、弱化纳粹罪行外，二战结束不久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也让美、苏两大阵营不得不“宽恕”一些纳粹技术官僚，甚至释放一些纳粹军方高官，以重建西、东德的军队。
于是，许多纳粹分子在战后恢复了职位。尤其是在阿登纳执政时期，有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
直至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奥斯维辛审判，这种现象才得到遏制。这次审判使得联邦议院取消了关于纳粹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这意味着追责纳粹战犯是没有期限时效的，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成为公众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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