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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把一个人的特点写具体

作者:仁风 时间:12天前 我要投稿

内容介绍:我记得我们家先带头打擦边球。养猪、养鸡,养很多的鸡。在山沟地埂上种树,记得那时我们家种得最多的是倒插柳,父亲认为栽倒插柳成材快,收益高。我家还开了个小卖部,卖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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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作文https://Www.ZuoWEnHUi.Com]亲出生在一个叫宁家营的地方。这是一个杂姓人不多的小村子。从父亲的爷爷往上再追溯几代都住在宁家营,如果要追溯到久远的周文王之苗裔,那就是族谱上祖宗的源头了。
  宁家是小姓,也是显姓。说一个家族可以传承十代以上的是家风,德行次之,诗书再次之,财富不过三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久远祖宗的遗风或有传承,但毕竟太久远了。
  父亲的爷爷以贩盐贩糖为生,在土匪猖獗的年月里,从东川贩糖回程的路上被土匪害了。祖爷爷从此留在被害的会泽大山里,家乡坟堂里埋的只是他的衣冠。被害那年祖爷爷四十一岁,丢下年幼的三个孩子撒手人寰。
  父亲的父亲是个宰猪匠,匠字里排行最小的手艺人,这手艺也就年关时有生意,其它时候还是种地人。
  爷爷一共有四个孩子,父亲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也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那时一直读到中专的农村娃娃不多,直接从初中起点考上中专的娃娃更少。父亲就读的昆明冶金工业学校,是当时取分相对高一些的。父亲在这里读了一年半,这一年半学校隶属国家冶金部,不收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这可能也是父亲当初报考这所学校最主要的原因。后来学校体制改革划归地方办学,一年7元的学费,一个月5元的生活费。
  还差一年半就毕业的父亲被迫辍学。知道父亲因为7元学费5元生活费辍学的那年,我念初二。县里有关部门派人来对父亲进行外调,后因没有毕业证而没有调成。我替父亲抱屈,一遍遍问爷爷奶奶,眼看就毕业,眼看就可以挣钱养家了,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坚持让我爹读完?奶奶抹着眼泪,爷爷大口大口吸着旱烟,他们都没有说话。母亲从隔壁房间探出头,在过道门那儿对我说:“你以为7元5元是个小数目,那时候这点钱是可以要人命的。你大表叔就是因为每个月没有这点钱买药,四十不到就走了。”
  我无法想象那个年代钱的价值,但这以后我没再问过爷爷奶奶,没再问过任何人。这其中万不得已的苦衷只有爷爷奶奶知道,万般无奈的苦楚只有父亲知道。
  上高中那年,奶奶一边帮我收拾行李,一边一个劲地和我说,你一个女娃娃家都能上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你爹回家务农那年才十七岁,身子单薄。听说空山洞敲石头能苦到双倍的工分,劝都劝不住就去了。才几天的功夫,细皮嫩肉的手上全是大泡,后来大泡慢慢磨成茧子,茧子成了老茧,不到半年你爹就和村里的强劳力拿一样的工分了。只是那老茧的印迹,到现在都还留在手上,奶奶说到这儿又开始掉眼泪。还好后来老天长眼啊!大队领导不知是看上你爹能吃苦,还是能识文断字,就把你爹要到大队上去做了文书。
  那时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隶属当时的公社管辖,公社是现在的乡或者镇。父亲在大队一做就是三十几年,这三十几年父亲从文书做到支书,从这个大队的支书做到另一个大队的支书。他没有再离开这片土地,直到退休。
  其实退不退休,对于他们这层干部来说,是没有具体时间界限的,你干好了多干几年,你干不好还有人弹劾你。农村工作本来就复杂,父亲任职期间正经历国家最严峻的计划生育和禁止林业砍伐,这是两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要人命的硬性国策。所以那个年代像父亲一样的大队干部不容易,很多没干几年就出事了,甚至还背着一辈子的骂名。
  父亲挣钱不多,但活干得多,得罪人的事自然也多。很多事还常常累及家人,母亲为这事时有抱屈。面对母亲的抱怨,父亲总是看着远方慢慢悠悠地说,让他们骂两句,骂不掉一块的。关乎人家切身利益的大事,给人家有个回合的时间,他们慢慢会转过弯来的。
  父亲说完母亲也会慢慢悠悠回一句:有一天人家会把你家的房都拆了,你这是何苦呢!
  房倒是没被人拆,但这苦落在了我的头上。记得大二那年我放寒假回来。父亲逼着我去拜见干爹干妈,我都二十几岁的人了,认什么干爹干妈,况且我是有干爹干妈的。那是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不吃不喝昼夜啼哭。按奶奶的话说,天被我哭塌了,心被我搅碎了,加上先天不足,奶水不够,医学神学也试了,眼看就要养不活。奶奶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背着我去一个叫紧风口的少数民族山上拜了干爹干妈。
  说来也怪,赐名之后,在人家养了一段时间,我奇迹般活了下来。为此,奶奶从小就跟我念叨,你这条命是李姓人家给的,你要记得,我一直把奶妈说的话记在心里,到现在我们家里人还一直叫着这个李姓小名。这才是赐我名字佑我长大的干爹干妈,我怎么可能再去拜另外的干爹干妈呢!
  我犟着不去。直到父亲说出了苦衷,邻村那个有着三个儿子的妈妈,一定要将腹中五个月大的孩子生下来,她认定那就是个闺女。父亲带着工作组登门做思想工作,每次都从国家政策说到天下道理,那个妈妈寻死觅活就是要生。三个儿子还要再生,从计划生育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也是两条人命啊!就在父亲他们黔驴技穷之时,这个妈妈提出同意去做手术的前提是我给她家做干闺女,我听完父亲的复述哭笑不得。
  我问父亲万一以后工作组再遇到像这样以死相逼认闺女的人家,你怎么办?你才一个闺女啊!要是人家再提出其它苛刻条件,你是不是就把我嫁了卖了?父亲看着我一下就笑了,他说自古就有和亲之说,一个国家为了边关稳定尚且可以牺牲公主,你仅仅去给人家当个干闺女,要顾全大局嘛。
  我知道这个妈妈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她心里一定也清楚这手术必定要做,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可能父亲也清楚,但他还是应承了人家。这大局后来我还是顾了,我就像父亲给人家送去的红糖和营养品,算是对那个妈妈的安慰吧。再后来,计划生育的意识渐渐强了,我幸免没被“和亲”。其实那时更多的家庭要的是男孩,我并没有那么重要。和认闺女的这个妈妈,也算是缘分碰上了,我的生命中因此又多了几个亲人。
  父亲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这时他一支烟接一支烟点燃、掐灭,掐灭、点燃。枯坐半晌吐出一句话:“难啊!”每当父亲吐出这两个字,我们都明白他和乡民们是真正遇到难处了。要么是上级命令快办,而下级又严重抵触的棘手之事;要么是碰到灾荒之年收成不好。前面的难处在于父亲一边要体谅乡民的思想觉悟和个体实际情况,另一边必须在上级那儿交得了差。这就需要父亲拿出庖丁解牛的经验和水平来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后面的难是因为当时的国情,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困顿,物资匮乏,受灾的又不止一方。父亲只有一边带着乡民想办法找路子,一边向上面申请有限的救济粮。但最终绝大部分还得自己解决。
  我现在能想起来,就是每到灾荒之年,父亲派有能力的乡民用一部分洋芋种去邻省换大米,回来掺野菜当饭吃,来年再把剩余的洋芋种破成两半耕种。另外就是挖野菜掺包谷饭度日,那时的日子真的难度啊。为了奖励多挖野菜,大队实行评标兵制度,谁野菜挖得多,父亲就在广播里表扬谁是标兵。所以大人们总对自己家偷懒的娃娃说:“你看人家大关宝,昨天野菜挖得多,你二爹都在大喇叭里表扬他了。”
  我记得那时我挖得最多的是柳生洋芋,柳生洋芋就是头年收洋芋时不注意落在地里第二年再长出来的洋芋。洋芋就是洋芋,柳生洋芋和真的洋芋一样好吃,甚至更好吃,挖到洋芋就等于捡到了宝。首先洋芋不用掺野菜吃,另外洋芋抗饿,这是眼尖手急的小兰香告诉我的秘密,她让我别告诉别人。结果每次都有人先我们一步去挖,那时的人真的很聪明,尤其饿肚子的时候。后来个个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就是大广播不表扬,大家都要先挖了柳生洋芋再去挖野菜,我也是。
  父亲在家排行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在农村,儿子和女儿是分开来排序的。那时上面来的领导叫父亲“宁同志”,外村人叫父亲宁支书,而村里人都叫父亲“小伯”或者“二爹”“二叔”。“小伯”是父亲名字中的一个单字。你别看这称谓,里面藏着很深的亲疏关系,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尤其当你有了一点头衔之后,或敬畏或生分,大家就开始叫你的官衔,似乎从此你家的门槛就比之前高了一篾片。而父亲与他的乡民一直形同鱼水。叫什么或者不叫什么,识文断字的父亲或当小吏的父亲,都是“小伯”,都是“二爹”,从来没有变过。
  现在我能想起父亲当年的样子,白衬衫外面配上西服,端端正正坐在大队部或者家里放旧书的阁楼上。面前是一台四四方方的机器,一根黑色的线头连接着黑桃树上的大喇叭,父亲的声音就是从那个喇叭里传出去的,多远都能听见。从小到大,包括现在,只要不在田间地头劳作,父亲几乎都穿着白衬衫配西服。不管衬衫和西服的质地好坏,总是干净整齐的。我想,这是父亲作为读书人回到土地上唯一保有的斯文和绅士吧。
  父亲通常会在传达政策之前放一首那时流行的歌,什么《北京的金山上》了,什么《我是公社小社员》了。所有的孩子一听到喇叭里的歌就会轻悄悄跑来我们家,蹑手蹑脚地趴在楼口,我也趴在楼口。我们同时发现父亲不带文件不拿稿子,就用方言土话传达文件,偶尔也会穿插几句文绉绉的书面语言。父亲有时讲十几分钟,有时一个小时,有时长达两个多小时。除了小敏功中途会在楼梯口睡着,我们其余的孩子都要听到父亲扯下线头关了机器才会离开。
  在那个小人书溃乏的年代,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也就是这样的耳濡目染,三岁时我就能完整地背诵五十字大纲。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语文启蒙老师。大一些的时候会问父亲,你怎么记得住那么多的内容呢。父亲就会指着我的书包说,这和你背课文一样熟能生巧呀。
  大人可没有我们小孩这样的待遇,他们都是在田埂地头,喂猪做针线时边听边干活,父亲也会选择农闲一些的时候给乡亲们宣传。多少年后我在琢磨,父亲在打政策擦边球时,他肯定得像我背课文一样,一遍一遍研究球所处的环境和方位,包括风向的偏差。然后再和组员一起协商怎么打,怎么打才能擦边而不违规。这真是个技术活,甚至是绝活。父亲常和班子成员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政策吃透,不能带着乡亲们走瞎路,也不能全听上面的,吃饭穿衣才是老百姓的大事。
  我记得我们家先带头打擦边球。养猪、养鸡,养很多的鸡。在山沟地埂上种树,记得那时我们家种得最多的是倒插柳,父亲认为栽倒插柳成材快,收益高。我家还开了个小卖部,卖烟卖酒卖干粑粑。干粑粑八分钱一个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弟弟一次可以吃上一摞,但母亲看的紧。后来也有乡亲跟着种树养鸡,只是没我家种的树多,养的鸡多。就这样巴巴结结日子总算是过来了。
  父亲曾经扮演过《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这部话剧那时在各个地方都掀起过小小的高潮。父亲因此成了远近出名的帅哥,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父亲就是演男一号的男神。(鸠山:我要打垮你的意志。李玉和:“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意志,你们是打不垮的。)这两句是剧里的经典台词,父亲一直记得,我们全家如雷贯耳。父亲确实帅,父亲帅的不仅是李玉和的形象,还有李玉和对革命和对同志的忠贞。在那个阶级斗争复杂的大背景下,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仅有忠贞还不行,得有智慧。
  父亲用他的智慧和良心帮助过一些人,也保护过一些人。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来大队部锻炼的那些年,在计划生育追着上环绝育的那些年,在乱砍滥伐判刑的那些年。父亲总是和一起工作的上下领导说,国家政策我们要执行,但也不能把人当牛马来使,当牛马来杀。
  很多知青返城多少年后辗转又再找来我们家,感谢父亲当年对他们的接济和照顾。来还当年父亲给他们的粮票钱,折算成几倍的人民币。尤其那些下放的干部和流放的外乡人,父亲给予他们的,是一个家的房檐,亲人般的庇护。我记得,有人把书藏在我家米罐里,有人把手稿藏在我家供桌下,还有人把自己藏在我家阁楼上。父亲当年就是用这种“灯下黑”的方式保护了一些干部,一些知识分子。
  如果当时有风险评估这一说,那父亲做的这些事情,或许丢掉乌纱帽,或许给我们一家带来灾祸。常在河边走的父亲,水深水浅,湿了鞋子的后果他不会不知道,但他还是那样做了。
  父亲因为年龄、婚姻、文凭,曾三次错过走出这片土地的机会,但父亲帮助很多人走出了这片土地。城里单位来大队部招工,民办教师转公办,孩子就业、上学。其实父亲能帮的,也仅仅是个人鉴定和队部公章,也恰恰就是这两个环节,如果真要公事公办,那得卡着多少人走不出去。
  父亲常说,农村人走出去不容易,尤其家庭成分高的那些孩子。而那些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这是父亲欣慰的地方。父亲说就算当时担点风险,成就人家一辈子的事业,值得。
  像父亲这样的村干部属于在职不在编,工资很少。按母亲的话来说,父亲一年的工资还不如她养两头猪换来的钱多。父亲干了三十几年,退休时工资只有248元。所以父亲对于编制内的“铁饭碗”是比较看重的,每当我们有下海经商,另谋出路的念头,父亲都要和我们谈“铁饭碗”的重要。他觉得不管什么样的饭碗,只要不是铁的都没有保障。父亲常说的一句活,你端着公家的“铁饭碗”,病了公家医治,退休了公家养老。
  之前我一直以为,父亲只是为就医养老的事一直让我们要端稳这“铁饭碗”。直到衣食无忧多少年父亲还在念叨“铁饭碗”,甚至说到第三代。父亲一再和我女儿说,你不管在公司挣多少钱,离开了就离开了,没人再管你。然后说到他那些端“铁饭碗”的同学,退休几十年了组织还在关心,还来慰问。
  此时我才明白,这个曾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予那片土地的老共产党员,他说的“铁饭碗”不仅仅是就医养老,这其中还有被时代和组织忘记了的隐痛。
  父亲退休之后去了昆明。那时在昆明搞建筑的四叔承包了民族学院招待所,父亲去帮四叔打理招待所生意。父亲在民族学院招待所任经理十年。十年,这里几乎成了乡里乡亲到省城吃饭住宿的基地。亲人、朋友、熟人、甚至路人,来了都把这儿当家。求职的、求学的、找出路的、吃住一条龙。乡音乡情曾一度在这儿织成一张温暖的网,在四叔和父亲的热诚里经纬着。
  这个时段,父亲一直在为村里饮用水的资金问题东奔西跑,不停地找曾经的老领导,求助于相关部门。过程里的难言与辛酸父亲没说,但从民族学院招待所到水利厅公交车的司机几乎都认识父亲,这条路承载着父亲的希望,这条路见证着父亲的失望,直到项目批下来,项目下来时父亲亲自回乡,六十多岁的父亲每天带着村民往返于箐沟水渠排沟埋管,直到把水引到每家每户。母亲后来和我们说,你爹回到昆明时像个山贼,父亲却很欣慰,总算办成了他一直挂在心里十年的大事。这件事的促成,只有在家乡生活过的人们明白其间的幸福指数。家乡缺水,尤其每年春季,几乎没有饮用水。
  母亲说父亲一辈子都在往自己头上揽破帽子。乡民的事,亲人儿女的事,几十杆子打不着的路人的事。至于父亲那三十几年具体为这方百姓做过多少事,帮过多少人,当时不谙世事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我们现在每次回家乡办事,举家再回到离开二十几年的家乡重新翻盖老屋,来自邻里乡亲的温暖和帮衬,让我看到了父亲当年为人做事的模样。
  我想父亲一定是把他识得的字、做人的样,像庄稼一样撒在了这片土地里,让这片土地慢慢长出了如庄稼一样丰茂的福泽。福来福往,不管是父亲对于这片土地,还是乡邻对于父亲,这福泽一直藏在时间里。
  父亲这辈子聊以自慰的事情很多,但没有做过一件与他学历能力相匹配的大事,父亲在成就别人时放弃过很多机会。比如雄业水泥厂的前身,是领导带着父亲到江浙一带所作的具体考察,父亲就在最后拍板那一刻放弃了。后来雄业水泥厂发展成雄业股份有限公司,雄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雄业国际大公司。我们问父亲后不后悔,父亲说回到当年给他再选择一次,他还是会放弃。父亲总说他不是做老板的料,这件事要由他撑头来做,难说最后辜负了领导还连累了家人。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和母亲在包办和半包办中完婚,在风风雨雨争争吵吵中过日子。他们算是表兄妹中的远亲,外婆也姓宁。父母一共有三个孩子,其实应该是四个,另外一个是在计划生育头一年,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还没出台的时候就被他们舍去了,用一只大公鸡作为对医生的感谢。
  母亲讲这件事给我听的时候没有一点舍不得,为此我很难过。那舍去的一定是我的妹妹,当然,三个月大小肯定还看不出是弟弟还是妹妹,母亲随后做了上环手术。我觉得家家都能养活那么多孩子,为什么独独我们家不能?父亲对我说,把他留下来你就读不成书了。这样说我就没话了,毕竟,我是要读书的。
  我在父亲的孩子里排行老大,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亲这辈子唯一欣慰的就是如愿把他的三个孩子送进了大学,并且都有了“铁饭碗”。尽管他的三个孩子平常、平凡,但父亲很满意也很知足。
  父亲对于他的三个孩子来说,不是严父更胜慈母。母亲常说,作恶的事都让我干了,你爹就是“和稀泥”的。父亲就是用这种和稀泥的方式,粘连着一家人钢性的性格,父亲也曾用这稀泥的柔软,把我们漏风的墙壁改成一道窗子,让我们尽可能地去看外面的世界。
  每一个通向村外路上的孩子,都是父亲的远方。父亲劝说村里在外打工的孩子重新又回到学校,两年之后这个孩子考起了财校;父亲鼓励种地的孩子去考民办教师,后来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成为了我们当地小学的校长;有一次父亲把我的文章分享到他的朋友圈,我笑问父亲你发给谁看呀?因为我知道,父亲的朋友圈里只有我和女儿。父亲却郑重地和我说,还有一个卖雷丁车的。父亲说完这话,我笑着,哭了。那个人我知道,是卖代步车给父亲的店主,一个喜欢读书的小伙子。因为父亲,我会对笔下的每一个字负责。
  父亲一生在安身中立命,在希望中稼穑,向上,勤勉。父亲一直在学习,在不断地学习。每天看新闻读报纸,有微信之后关注各种媒体。外面世界的事,国家大事,民生小事,身边发生的事。并交代我们哪些事做得,哪些事做不得,其实父亲一辈子都在关注关心做得做不得的事情。母亲常常嘲讽父亲土埋半截的人了,学这些还有什么用。但父亲还是在学习,一直在各个方面努力学习。
  我近来发现,和父亲对话要提高很多个分贝。父亲脸上常常现出的倦意,上下楼梯时腿脚的不方便,头上几近全无的白发,如针刺般戳着我的眼。在这个家,在我们几姊妹面前享有绝对话语权的父亲,开始在用商量的语气征求弟弟的意见。我们几姊妹谈论某件事情某个人的时候,父亲在旁边坐着,没有插话。不知不觉中,父亲老了,或者是累了。我一直以为,父亲不会老也不会累,父亲一直是那拉车的牛,可以永不停歇地在日头下走。而老牛真的老了。
  今天是父亲七十岁生日。其实要等过了今天,父亲才开始吃七十的饭,而我们这儿都是以六十九周岁来庆生的。生日在老家新盖的房子里举行,房子是去年在老屋的旧址上重新修建的。没有张灯也没有结彩,除了直系亲戚,父亲不让我们打扰和声张。
  此时院子里奔跑着我远逝的童年,地底下葬埋着我历代的祖先。客居心间的风土与人情,被赶牛的吆喝声惊醒,时间盗走的那些记忆,不断地从山高水长的红土路上赶来……
  有一天父亲也要回到这里,回到宁家营,和我的祖先们一起。其实父亲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父亲就是这土地上的一棵树,箐沟里的一滴水,父亲就是立在宁家营土地上那幢新盖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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