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忆父亲 - 陈学超》由作文汇用户投稿，希望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如果觉得好请推荐给同学们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020年3月29日，父亲因突发脑溢血溘然辞世。尽管他已经过了米寿的岁数，作为子女来说，总希望他能再长寿一些，好好享受一下今天这个美好时代带给的幸福生活。但人的命运往往是一个定数，赶在这种疫情突发的当口，不仅仅是像父亲这般岁数的人，好多年岁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也没能躲过这一劫。在给父亲守灵的五天五夜中，我认真梳理了他生前经历的大小事情，很想为父亲写一篇悼念文字。今天，借巅峰之颠这个平台将其展示出来，也算是对九泉之下的父亲的一种告慰。
父亲名字中有个“勤”字，可以说“勤”这个字恰如其分地折射出父亲的特点，作为儿子，我认为这也是他的优点，值得后辈学习。
父亲的“勤”，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方面勤奋，二是工作方面勤奋，三是操持家务方面勤奋，四是干农活方面勤奋。
1942年，父亲在胡集小学就读期间，每天都是步行六七里路上学，为了节省走路的时间，把工夫多花在学习方面，中午他不回家，啃两块从家里带去的干馍，买一碗白开水喝就把午饭给打发了。虽尝尽了读书中的酸甜苦辣，但也收获颇丰——小学阶段，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小学毕业后，父亲只身一人，步行七十华里去凤台中学参加初中招生考试，经过雨中的高粱地，四周一片死寂，想想都让人觉得害怕，但父亲依然勇往直前。让父亲感到欣喜的是，他比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幸运得多，一试即中。
1950年，父亲初中毕业后考取了阜阳师范学校，他看到教数学的胡老师二胡拉得非常好，很是羡慕，受他的影响，父亲萌生了学二胡的念头，因家庭经济条件拮据，买不起二胡，为了学二胡的需要，他自制了一把。凭借着这个不怎么标准的二胡，父亲在学好文化课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学会了拉二胡，当时流行的一些曲子，如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病中吟》，他都拉得相当纯熟。后来经济好转了，他才花钱买了一把正规的二胡。
“文革”期间，我们家由于人口多，缺乏劳动力，仅靠母亲一人挣工分养家，因工分少分不着口粮，还得倒打口粮款给生产队，被生计所迫，父亲决计卖掉二胡，换回一些吃的东西，他打听到胡集粮站有个叫杜彪的职工喜欢拉二胡，就找到他说出了自己的意思。通过交涉，杜彪用一张猪料票换取了父亲的二胡，父亲用这张猪料票从粮站买回一袋米大麦，然后打成面粉，为一家人解决了燃眉之急。
1953年，父亲从阜阳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为了使自己的学历上一个台阶，他参加了合肥师院函授班的学习，获得专科文凭。从教期间，他先在离家一百多里的一所中学代课，尔后调回家乡，在一所小学代课，再后又调入中学代课（兼任教导主任）直至1990年退休。在中学代课期间，他主要从事历史课和政治课的教学。为了把课本知识讲解透彻，每次授课之前他都要认真备课，备课到深夜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因家务事耽搁了备课，他一定会千方百计补上，“闻鸡起舞”也是常有的事。每次备课，父亲都要写下文字分量很重的笔记。父亲凭借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多年积累的教学知识点，编写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歌诀》的小册子，无偿无私地提供给学生，供他们复习考试用。不少考生正是靠着父亲编写的这本小册子，在中考、高考中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收益，提高了历史科目的考试分数。那些考上中专或者大学的考生，都对父亲感激不尽。
父亲从教学岗位退休后，回到老家和务农的母亲朝夕相伴，为了不再让务农的母亲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农田劳动，他差不多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了自己一个人肩上。父亲一生爱好学习，把读书看报当成一种需要，他认为，一个人肚子里没有知识，就好比没有装粮食的口袋一样站立不起来。因此，在体力劳动的闲暇之余，他除了读书之外，还时常练笔，写写诗歌或者文章，父亲说，这一生他没别的爱好，扑克、麻将都与他无缘，他的兴趣只在读书与写作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写作水平达到了何种水平，就把自己这些年来创作的诗词以及文章，挑选出来一部分寄给了报社和杂志社，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有些诗词抑或文章，竟然受到了编辑的青睐。领到稿费后，父亲像小孩子似的，高兴得手舞足蹈。
父亲八十岁那年，他把自己这些年写下的诗文加以整理后寄给了一家出版社，后经出版社编纂，书得以出版，书名就叫《一蓑烟雨任平生》，我知道此句出自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烟雨打竹声》，这句流传千古的名句，既代表了苏轼的心声，也代表了父亲的心声。是啊，父亲何尝不是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照样过自己的一生的人呢？
父亲一生生育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为了儿女们能有个好的前程，宁可自己吃尽千般苦，受万般罪，也要想方设法让我们读书，他认为唯有知识才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通过父亲给我们搭建的平台，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后来，我们都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家中我排行老大，也是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踏上教育工作岗位后，满以为端上了铁饭碗就会吃喝不愁，可自从教育这一块划归乡镇管理后，教师的工资就朝不保夕了——有几年时间，我们半年几个月才能领到一次工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妻子所在的企业也倒闭了，被迫下岗，一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顿的局面。为了帮助我们这个小家庭渡过难关，父亲竭尽所能接济我们，时不时的就送些面、油还有青菜过来。吃着父亲送来的面粉和蔬菜，我感到汗颜，因为，我这个当儿子的很少帮他种过地，侍弄过庄稼。
最让我难以忘记的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父亲在阜南县王店中学教书，他考虑到生活在老家的家人正在受到饥饿的威胁，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把口粮省出来拿回老家给老婆孩子糊口。为了方便照顾家庭，几年后，父亲调回了老家。这时，我不慎患上了黄疸型肝炎，白眼珠成了黄眼珠。为了给我治病，父亲一边教书一边求医问药，每当得到一个好的药方，他总是不辞辛苦地去抓药。药很苦，父亲怕我吃不下去，每次都是他自己先喝上一口，然后再耐心地劝我喝下去。
“文革”期间，父亲调到离老家五十余里的永兴中学任教，为了来去方便，他托关系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当时，学校住房十分紧张，自行车没处放，为了给我弄个睡觉的地方，他把自行车吊到房梁上，在下面弄个地铺，父亲怕我不留神碰到自行车，他自己睡地铺，要我睡在床上。
1977年冬，国家改革了招生制度，我参加了高考，但没有被录取。父亲不但没有责备我，还安慰我放下包袱，来年再考。第二年，我放弃高考参加中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县的师范学校。我至今仍忘不了父亲送我参加中考的情景。当时，县城里我们一家亲戚都没有，投靠无门的情形下只有去住旅社，我们花不起钱住条件好一些的旅社，就选择了条件差的那种，而且只租了一个床位。为了能让我睡得踏实，不影响考试，父亲坐在床前生生地熬了两个通宵。
上师范的第二年，班级里好多同学有了手表，我盼望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我没敢堂而皇之地提出来。父亲心细如丝，看出了我内心的想法，和母亲私下商量解决的办法，没多久我就戴上了在当时颇为时髦的“海鸥”牌手表。事后，我问母亲这块手表是怎么买到手的，母亲脸上挂着一丝苦笑，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是父亲卖掉了他心爱的自行车，用这个钱买的手表。我不由热泪盈眶，父亲卖掉了自行车，往后再从学校回家就只能靠两条腿走路了。后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每到周日，父亲都是靠步行从学校赶回家。我心里很不好受，想卖掉手表再给父亲买辆自行车，父亲说，想买也行，等你参加了工作再说。
父亲爱家庭，爱儿女，爱学生（他去世时，五十年前教过的学生来给他送葬，跪在他的遗像前嚎啕大哭，从中可见一斑），更爱我们这个国家，爱党。在要求政治进步方面，父亲同样做得很好。但是，在唯成分论的年代，父亲迫切要求想跨入党的大门的愿望，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推翻了极左的那套做法，父亲感到不仅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一个拨乱反正后的春天也到来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父亲庄严地向有关党组织递交了他的入党申请书，鉴于父亲一贯的政治表现，没多久他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都为父亲跨过这艰难的一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受父亲的影响，1994年，我也向工作所在地的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来，也获得了批准。入党后，我们父子两人时时刻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后，我和父亲都尽自己的所能，为地震灾区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有时，我在同父亲聊这个话题时，他说，能给毫不相干的人献上一份自己的爱心，这就是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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