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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一生劳苦，对自己又十分节俭，终因积劳成疾，于光绪22年(1896年)4月23日，在临清御史巷义塾内(现临清武训实验小学)含笑去世，终年59岁，葬于堂邑崇贤义塾东侧。
武训传电影观后感【篇一】
毛批《武训传》的社论，其首要的观点，认为武训“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从电影的文本来看，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武训不要牌坊、不要黄马褂，在受赏的时候装疯卖傻，哪里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和奴颜婢膝呢?在片中武训从来没有用过一句四书五经上的话，听到孩子解释“学而优则仕”就立刻怔住了，这哪里是“狂热宣传封建文化”呢?“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笑话，片子里哪里有“革命的农民斗争”呢?只有周大的“官逼民反”罢了。
整部片子最要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有没有另一种变革的可能?”在电影中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虽然它没有答案，但是明确指出了方向。武训出于民、归于民，他并不要变成民众的领导者，而只是要做一条供人人走的路，一条体民之心又助民成事、聚民之财又归于民用的路。并没有什么人民的公意在他那里变成政治权力，有的只是懂得道理、不受欺负的一点心愿和老百姓的一个个钱，在他那里变成穷孩子都能够上的学。而这学的目标，当然不是要回到主子-奴才的腐朽结构中去做一个官，或谋得一个能够欺压别人的狗的地位，而是“不忘庄稼人”的学，要使天下的老百姓都有更好的生活。孙瑜借武训要立的义学，本质上是一种旨在新民的新学，无论是中学西学、古学今学，只要是实实在在的善民、利民之学，我想都是他会支持的好的学问。而有了这新学的新民，方可有真正的新政，人们才不会再堕回腐朽的旧结构之中，或在杀人放火中去体会“为善之乐”。
以毛的敏锐眼光，这些东西他不会看不出，这部电影的“毒性”他不会不清楚。只是他心里想的恐怕是：“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武训的道路和他的道路的差别，比一比武训和《姊姊妹妹站起来》中的指导员就知道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党员同志们应当高举历史唯物论的武器——当然这武器是抽象的思想和观念——来为武训扣上前面的那几顶帽子，批判电影中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批判心中那些具体的感动，用抽象的观念来纯洁我们的心灵，克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侵入”。
武训传电影观后感【篇二】
1951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持续半年之久的批判《武训传》运动，是新中国思想文化界第一个重大事件。关于开展这场运动的历史背景以及运动所具的现实意义，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已有深刻揭示。
如果我们脱离建国初期的历史背景、脱离建国初期的政治思想状况、简单地机械地从感情出发，去认识和评价这场运动，或者通过否定当初发动批判的“片言只语”，进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至少很不公平。
况且，1951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稿子时有针对性地加写道：“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 明确表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一、《武训传》首映后社会各界的反应
电影《武训传》是在1948年7月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式投拍的。解放后，于1950年2月经过剧本修改后再次投入拍摄。1950年底完成制作。
1951年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朱德、胡乔木、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
江青与毛泽东当晚没有去看，是在几天后调看的。据江青说：“看《武训传》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
社会各界的反应如何呢?1951年新年前后，京、津、沪三大城市的一些报刊，短短的二三个月内连续发表了40多篇肯定和赞扬的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出版了一批有关武训的书籍。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做了“极为夸张”的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把武训、“武训精神”和“革命者”、“革命精神”视为一体。这些文章把武训描绘成符合新意识形态的要求的“先驱人物”，看作是“中国革命‘谱系’”里的重要人物，甚至于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是“师承他们的结果”。
(二)把影片《武训传》的意义与当时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影片“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应当广为宣传，因为这故事有非常大的教育意义。”可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三)把武训称颂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视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工作者应当以武训为旗帜”，“要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教育”，将陶的贡献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认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
二、难道“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是武训事业的继承者”?
建国伊始，我们虽然国家奉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共产党人的“消灭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同时，新生政权当时从旧社会接收了大约200万的各类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参差不一表现复杂。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又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基本上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因其“亲美、崇美”的本质，很容易走向共产党的反面。
有鉴如此，建国初，我们在与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利用”他们的同时，也大力对其进行“限制、改造”。扫除“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是一项相对紧迫的任务，目的就是为了尽快的扫除那些“国内外的敌人”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对农民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态度是：肯定农民的革命立场，珍视农民的革命热情，倚重农民的革命力量。
对革命的基本主张是采取“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他认为：所有寄希望于既有统治阶级的改良主义都是错误的、反动的。
如果按照上述观点来观察这部电影，毫无疑问，《武训传》所宣扬的“读书救穷人”，“阶级合作”，“武训向统治者乞求、下跪”等内容，恰恰和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性质背道而驰，是一种阶级妥协或者说是阶级投降，表现的“改良主义”实质上就是“投降主义”。
三、首先扯起批判《武训传》大旗的是江青
前面说过，当初毛泽东和江青看了《武训传》后，毛泽东没有表态。江青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毛泽东“没吭声”。由于江青对这部电影所设涉及的政治问题相当敏感，所以江青并没有“善罢甘休”。
她要求主管文艺的文化部负责人周扬，批判这部“宣扬改良主义”的影片。但她的努力很不顺利，“没有一个听她的”。要求周扬等人批判碰壁后，江青开始专注有关《武训传》的评论文章。她是这样叙说的：“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武训传》的。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了去，见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见我了。有天突然到我房里来，我满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说，我到处找你不到，你原来在搞这个。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他们回到北京后，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
四，毛泽东指示批判要采取“慎重”态度
据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江青收集和送的材料，正好契合了当时毛泽东对各类知识份子的政治作用和思想状况警惕之心，契合了当时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破旧立新”工作的高度重视之心理。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连篇累牍的颂扬武训以及“武训精神”文章，与电影《武训传》一样，实质上都是表现出“否认阶级斗争，不要政治斗争，不要武装斗争，不去触发当时人民遭受苦难的基本问题”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使得人们在观察武训这个角色的时候，陷入了如此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思想”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阻止、批判，反而受到普遍好评，并且愈演愈烈，很快就“好评如潮”，甚至于许多“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看不出问题，也去称赞的武训的精神，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内”了，由此，毛泽东发出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感叹!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一次谈话中说：毛主席认为，武训最初是穷人，办义学的动机也是好的;但是，后来他有了钱、有了地，就脱离了劳动人民。毛主席说，武训办学搞的是阶级调和、改良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起来搞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真正有翻身学文化的机会，中国人民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下进行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才取得了胜利，而不是靠甚么办义学，走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等改良主义的路。而在现在这个时候用文艺作品歌颂武训就更不应该。
显然，组织对《武训传》的批判是为了求得澄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混乱思想”，而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由于当时奉行“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所以，毛泽东在强调要进行严肃批判的同时，又要求批判运动中执行“对事不对人”政策，即对人的处理上是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五、软弱无力的批判没有达到意义特殊的政治效果
毛泽东提出批判意见后，周恩来很快执行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贯彻过程中，连带做了一些自我检讨，为《武训传》承担责任。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1年3月24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改造领导的问题。
文艺界的主管周扬得知批判《武训传》是毛泽东的意见后，他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批评了《武训传》，并开始检讨。
胡乔木当时主管着宣传、新闻、舆论工作，直接出面组织文章。
综合各方面的批判动态，包括大多数批判文章，都认为武训的错误是“对统治阶级的软弱”和“不去斗争”的改良主义，但也都强调，武训的“动机然是好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的。”
文章的用语都十分委婉，不泼辣，不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所以，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正如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这些“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文章，不仅没有彻底否定武训，反而在讨论中被反覆质疑、反诘而显得理屈词穷。
一个多月的批判证明，这种相对温和的批判达不到特定的政治效果。批判运动要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靠正常程式，以党内通知的方式是不够的，必须采用“非常方式”，以更大规模，更为激烈的方式进行才能奏效。
六、必须旗帜鲜明制止文化界的思想混乱
眼见批判的软弱无力，人们对“武训精神”崇拜依旧， 1951年4月底，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既然这种“钝刀子割肉”式的、小规模的、温和的批判已经证明是达不到意义特殊的政治效果的，为此，必须造成特殊的政治效果，并尽可能地发动更多人参与，以更大规模地教育人们、改造思想。
毛泽东指示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然而，胡乔木写的社论稿子迟迟出不来，出来的稿子仍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于是亲自把胡乔木的稿子几乎全部改写，只是特意留下了“一个不完全的目录”，即保留了京、津、沪三城市的“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目录”。
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醒目地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更重要的是，这篇社论主体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文章简单明快的点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并且尖锐地说明了开展批判《武训传》的原因。与社论相配合，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用毋庸置辩的口气，发表了号召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要求。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武训传》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着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七、江青组团调查武训事件
据毛泽东贴身警卫李家骥回忆陪同江青组团赴山东调查武训事件：
6月24日或25日，我们乘火车直奔济南。江青、袁水拍、钟惦都坐的软卧。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团谁是团长、副团长，但我能感到他们三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公开的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江青叫李进，是工作人员。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会议研究工作。
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江青、袁水拍、钟惦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你多大年纪了?”江青问其中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求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没人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办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得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武训不是为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给他黄马褂，他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这一天调查团还去了一个地方，在一家跟老头老太太谈了挺长时间。他们夫妇都80岁了，老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确有这个人。武训办学，也确有这个事。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
大概是7月18日回到北京。对于这次调查，江青始终情绪很高，回北京带有凯旋的样子。但由于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病倒了，她的胆囊炎犯了。江青和袁水拍向主席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主席对江青和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汇报后江青就休息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钟惦搞的。调查团写了一个很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据说这个材料主席亲自修改，并在7月23日到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又出了小册子。武训历史的调查和这个调查材料的发表，使讨论(说批判更准确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最后李家骥说，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总之，一切很顺利。
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了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
八、集体检讨：武训“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
毛泽东的社论发表之后，周恩来首先在党中央为《武训传》的公映作了检讨。具体的检讨内容不得而知，但1952年周恩来在上海曾公开讲过：“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昆仑电影公司也一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公司，拍过不少有影响的好电影。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由此似乎不难推测其检讨的具体内容。其他如朱德、夏衍等人也作了检讨。
党外检讨最积极的当数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仅仅十天之后，6月1日，郭沫若写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郭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江青经过大量实地调查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炉后，郭沫若根据《调查记》主旨，再度修正了自己对武训的“认识”：“武训倒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结晶。他以一人之身而兼备了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真可谓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了。”郭沫若说，在读了这篇《调查记》之后，“假使不是存心反动”，“谁不会瞠然自失而深刻检讨呢?”
比郭沫若更激进的批判者也是有的。上海《大公报》1951年6月8日刊蔡尚思的文章说：“武训实集奴性、畜性之大成，不但违反了农民的性格，而且违反了人性;不但不像农民，而且不像人类。把武训看作农民就侮辱了农民，把武训看作人类就侮辱了人类。而且他连畜生都不如。”对于蔡的话，连中宣传部都认为是“迎合潮流，信口开河。”(《〈武训传〉讨论中的一些偏向》，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通讯》，1951年5期，1951年6月) 。
教育界自然更是战战兢兢。红色教育家徐特立说：“武训所进行的教育是奴隶教育，是躺下来的教育，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站起来的教育是尖锐对立的。……关于武训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斗争”;“(武训的)苦行是反革命的苦行”;“不要只看到死武训只有一个，而同情苦行的活武训数量是太大了”。
国统区教育家马叙伦检讨自己说：“武训这个人我过去也曾经很着力地表扬过。……第二个原因……我就曾经进过武训式的义塾。这种学校，这种教育，完全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绝对没有关系。……(出来的学生)只替反动统治阶级效劳。……我过去对武训的同情和表扬，实在是错误的。尤其是在解放战争胜利，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我已经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并且还在领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却还来盲目地表扬武训，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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