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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寅恪】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北平沦陷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陈寅恪的名言】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
《论再生缘》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陈寅恪经典语录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
《柳如是别传》
律令性质本极近似,不过一偏于消极方面,一偏于积极方面而已。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家,东海南山下巽田。 陈寅恪名言
《柳如是别传》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压帽花开香雪痕,一林轻素隔重门。抛残歌舞种愁根。 遥夜微茫凝月影,浑身清浅剩梅魂。溶溶院落共黄昏。
《柳如是别传》
唐之初期其乐之承隋亦犹礼之因隋,其系统渊源,盖无不同也。若其后之改创及直接从西域输入者则事在本章主旨范围之外,故置不论。 陈寅恪经典语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柳如是别传》
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似可不必讨论,此意昔贤亦有论及者矣。 陈寅恪名言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隋唐职官之名号任务,其渊源变革记载本较明显,而与此章有关之隋唐制度之三源复已于前章详悉考论,其涉及职官者尤为易知,故此章仅择其要点言之,其余可从简略。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如万骑、飞鸿、常忠、直意将军之徒是也。旧令亡失,无所依据。太和中,高祖诏t寮议定百官,着于令。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明末清初,魏际瑞、丘维屏等九人讲学于江西宁都翠微峰之易堂,世称“易堂九子”,清人彭玉雯辑其著述为《易堂九子文钞》十九卷,序中所谓取易堂九子集而读之盖此。
《赠蒋秉南序》
此隋定乐兼采梁陈之又一例证也,此部乐器中既有琵琶、箜篌,是亦有胡中乐器,然则亦不得谓之纯粹华夏正声,盖不过胡乐之混杂输入较先者,往往使人不能觉知其为输入品耳。 陈寅恪经典语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律因于隋开皇旧本,隋开皇定律又多因北齐,而北齐更承北魏太和正始之旧,然则其源流演变固了然可考而知也。兹就《唐律》中略举其源出北齐最显而易见之例数则,以资参考。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今姑不多所征引,即就钱柳本人及同时有关诸人诗中择取数例,亦足以证明此点。
《柳如是别传》
红碧装盘岁又新,可怜炊灶尽劳薪。太冲娇女诗书废,孺仲贤妻药裹亲。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犹想柳前春。(河东君次牧翁“冬日泛舟”诗云:“春前柳欲窥青眼。”)炎方七见梅花笑,惆怅仙源最后身。 陈寅恪名言
《柳如是别传》
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
《论再生缘》
柳如是,明末清初人,家境贫寒,幼年被卖与官宦人家,后沦落青楼。其人不仅貌美,还能诗会曲,能书擅画,为人风流放诞,不被陋俗所羁,敢于追求人生幸福,且明于民族大义,远胜当时许多高官巨儒,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女子。
《柳如是别传》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赠蒋秉南序》
然则府兵之性质,其初元是特殊阶级。其鲜卑及六镇之胡汉混合种类及山东汉族武人之从入关者固应视为贵族,即在关陇所增收编募,亦止限于中等以上豪富之家,绝无下级平民参加于其间,与后来设置府兵地域内其兵役之比较普遍化者,迥不相同也。 陈寅恪经典语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陈卧子集中有秋潭曲,宋让木集中有秋塘曲。宋诗更是考证河东君前期事迹之重要资料。陈宋两诗全文见后详引。)人间遗恨终难裁。
《柳如是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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